建党百年   风华正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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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2年

1932年1月9日

中共临时中央作出《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》，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“最危险的敌人”，“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”；要求红军夺取“中心城市”，争取“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”；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“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”，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。号召群众武装起来，“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”。

1932年1月28日

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。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，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，奋起抗战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，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。

1932年2月3日

茅盾、鲁迅、叶圣陶、郁达夫、丁玲、胡愈之、陈望道、冯雪峰、周扬、田汉、夏衍、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《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》，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，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。

1932年2月26日

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，不仅拒绝同抗日反蒋的各派进行联合，而且提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，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，并由这个委员会召集工农兵和其他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，建立民众政权的“左”倾错误纲领。

1932年3月

湘鄂西的红三军（由红二军团改编）在襄北作战，粉碎了敌军的“清剿”计划，歼敌二个旅一个团六个营。随着斗争的胜利，红三军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。

1932年3月中旬

赣州战役后，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会议，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，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。毛泽东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、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、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，在赣江以东、闽浙沿海以西、长江以南、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方针。然而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的主张，力主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，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。为此，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中路军（后称东路军，即第一、五军团）和西路军（第三军团），分别作战。

1932年4月20日

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，俘敌一千六百余人，缴枪二千余支、飞机两架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，并筹得大批经费。

1932年5月20日

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苏区中央局电，批评自苏区党代会（即赣南会议）后的中央苏区工作，说苏区党代表大会“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，因此，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，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”。指示电再次强调“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”，“夺取一二中心城市，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”。

1932年6月

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，通过《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》《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》《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》。在这些文件中，临时中央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，竭力批判所谓“北方落后论”，要求在山西、河南、河北，甚至东北三省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，立即创造“北方苏维埃区域”。

1932年８月2７日－９月１５日

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二次全会。会议认为“在中国，已经有革命形势”，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应“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”，组织群众，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。

1932年10月上旬

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。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，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。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，粉碎敌军的大举进攻，以夺取中心城市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。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，不顾朱德、王稼祥的反对，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。会后，“左”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，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，而要周恩来兼任这个职务。

1932年12月

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4月20日《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》，将谢子长、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（当时只有第二团，团长为王世泰），在省委领导下，即着手创建以照金（耀县西北部）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。翌年１１月，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党委举行会议，将所属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，开辟位于陕甘两省边界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。

资料来源：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-资料中心-党史大事记整理